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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長打噴嚏繃斷皮帶 朱镕基大笑:報應

時間:2018-12-17 10:06來源:未知 作者:admin 點擊:
浙江經濟發展堪稱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歷史軌跡的生動縮影。 改革開放以前,浙江國有企業基礎薄弱,在全國各省份中,國家對浙江的投入相對較少;改革開放后,浙江憑借自己的力量發

浙江經濟發展堪稱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歷史軌跡的生動縮影。

改革開放以前,浙江國有企業基礎薄弱,在全國各省份中,國家對浙江的投入相對較少;改革開放后,浙江憑借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經濟,“想盡千方百計,歷經千辛萬苦”。

而今天的浙江,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位居全國前列,鄉鎮企業成功改制,民營經濟蓬勃發展、厥功至偉。

四十年來路,浙江有過怎樣的“潮頭故事”?今天,俠客島推薦一篇原浙江省省長、第十一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柴松岳講述的口述歷史,與諸島友一起,回首那段難忘的奮斗歲月。

柴松岳

產權

浙江人很了不起。當時社會上流傳著“四千精神”:走遍千山萬水,說盡千言萬語,想盡千方百計,歷經千辛萬苦。而浙江的鄉鎮企業就是這樣從各種渠道尋求發展。

當時浙江煤炭、鋼材很短缺,山西糧食很短缺,浙江人就把浙江的大米用火車拉去換山西的煤炭,把舟山的黃魚和帶魚拉去北方換鋼材。步鑫生講得很形象,他說,國有企業是頭“豬”,喂它多少吃多少;大集體企業是只“雞”,撒一點米,沒吃飽它自己還會去找吃的;鄉鎮企業是只“麻雀”,完全是靠自己去找吃的。

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,鄉鎮企業發展到了一定規模,一些弊端就暴露出來了。原來鄉鎮企業的產權分為兩種:村集體和鄉集體,資產分別歸村委會和鄉政府管理。我們調查研究后發現了許多問題,如廠長是鄉政府、村支部任命的,廠長完全聽命于鄉政府、村支部;還有其他類型的產權不清等。

20世紀90年代初我還是副省長。當時有很多群眾來信來訪,說鄉鎮企業鄉長、鎮長當家,實際上廠長是聽命于鄉長、鎮長的。一次我到浙江諸暨一家企業調查,廠長給我看了十幾張白條子,比如鄉里要某項開支就寫張1000元的條子,鄉長或者鄉黨委書記開張條子寫“某人是我的親戚或朋友,他想到你廠里來工作,請你好好安排”等等。這樣的條子是必須執行的,不然廠長就難當了。甚至鄉、村領導家里的紅白喜事都要到鄉鎮企業去報銷。

這種情況持續下去,企業還能辦得好嗎?企業的專業性很強,有經營問題、銷售問題、市場問題、生產技術問題,都是很專業、很復雜的。沒有科學的管理制度,在市場競爭中是難以生存的。

鄉鎮企業出現了這些情況,不少縣級以上領導,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很著急,他們認為鄉鎮企業的改革方向就是改革它的產權制度,明確產權。政企分開,落實權責是關鍵。

在當時的形勢下,抓緊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鄉、村集體企業改革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。我們因勢利導,以省政府的名義下了個文件,對指導思想和基本要求作了規定:

第一條是摸清原始資本,弄清楚哪些資產是鄉、村集體的,哪些資產是職工集資的,哪些資產是屬于信用社的貸款;第二條,借鑒溫州、臺州地區股份合作制的經驗進行改制,股份合作制就是明晰集體資產、職工持股、金融借貸關系,鼓勵職工現金持股,鼓勵經營者、業務骨干多持股;第三條,信用社的貸款用法律的形式明確,它和企業的關系是債務關系,不是股權關系;第四條,原有的企業資產要經有資質的資產評估機構依法評估;第五條,改革方案要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大會討論并獲多數通過。

這個政策出來以后,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很高興。結果,省政府文件一下去,兩三個月時間,鄉、村集體企業一下子全都改制了,真是像干柴烈火一點就著,都說省政府這個文件好,比較好地解決了政企分開,使企業能依法自主組織生產經營。

從1994年夏省政府下發文件起,到1997年這三年多的時間里,浙江省的鄉鎮企業發展突飛猛進。1998年年初,老省長沈祖倫跑到我的辦公室說:“松岳,報告你一個好消息。農業部統計數據已經出來,1997年浙江鄉鎮企業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已超過老大哥江蘇。”我仔細看著報表,心情久久不能平靜,那時候我們兩人都有一種豐收的喜悅!

 

 

鄉鎮企業“異軍突起”

質量

鄉鎮企業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,就是產品質量問題。20世紀80年代末,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嚴重損害了溫州乃至浙江的聲譽。

 有一年6月,溫州一位市委副書記陪我到蒼南檢查工作,晚上住在蒼南縣委招待所,洗澡的時候大家都赤膊,我也赤膊。他看到我的皮帶都鉤破了,就說:“柴省長啊,你怎么這么艱苦啊,你去買一根新的嘛,我們這里的牛皮皮帶很便宜的。”我說好的,吃了晚飯以后就讓他陪我到蒼南市場去看看,我當時也想看看市場。

 到了蒼南市場之后,一看市場里皮帶很多啊,一條一條真漂亮。我拿了一根皮帶問老板:“是真皮還是假皮?聽說你們溫州有假皮!”老板說:“同志你不好弄錯哦,這個是真皮??!”我說:“多少錢一條?”他說:“5塊錢。”我說: “5塊錢一條是真皮???那也不會是牛皮吧?”他說:“真皮!真牛皮!”我再反問:“豬皮吧?”他說:“絕對不是豬皮,是我們溫州大批量生產的真牛皮!就是便宜。”

 我問溫州的副書記,他說沒關系,一般不會亂說的。我當下就說:“好,那我就買一條。”我把我那條破皮帶拉出來扔掉,給了他5塊錢。這條皮帶看起來是不錯。那時蔡惠明就說:“5塊錢一條的黃牛皮皮帶?沒這么便宜吧?”我說:“我也不知道,他們說是真的,那大概就是真的吧。”

 

 那是6月份的事情。后來到了8月,我和省財政廳和交通廳兩位女副廳長到北京出差,住在浙江駐北京辦事處。8月天氣很熱,工作人員把我套間里的空調開得很足。剛和她們聊了兩句,我就打了個噴嚏。一打噴嚏,“壞了,我的皮帶斷了”。

 8月份,穿得很單薄的,我又不好意思對著兩位女副廳長說皮帶斷了,于是就捂著肚子說你們坐會兒,然后就往里間走去。她們大概以為我拉肚子了。我進去以后,把門一關。我把皮帶拉出來一看,里面是一層馬糞紙,外面用破布包起來,再用膠水粘起來,最后用塑料壓起來,看起來像真皮的。哎呀,當時沒辦法了,皮帶沒有了,我就到處找。后來還好,賓館房間的陽臺上有曬衣服的塑料繩,我就把那條塑料繩解下來,權當腰帶。最后我把襯衫拉到外面遮住里面的塑料繩。

副廳長她們還沒走,她們以為我拉肚子了,問我是不是肚子不好。我說不是肚子不好。她們問我那為什么捂著肚子進去???我說是皮帶斷了。她們笑死了。下午只好叫我的秘書去買了條真皮帶。

 

1999年12月15日,奧康董事長王振滔在杭州火燒假冒溫州鞋

 從北京回來之后我就發火了,我在全省打假會上叫溫州表態,也把自己的遭遇給講了。下面哈哈大笑。我說這件事是真的,不是道聽途說,假冒偽劣產品竟然騙到本副省長身上來了。溫州出席會議的市領導非常不好意思,第二天就專門讓一個干部給我送來了一條真皮皮帶,說:“這是我們書記、市長給你賠禮道歉的,請你一定要收下。”后來我也不客氣,說:“收下!通過這件事,我也收下你們打假的決心。”后來溫州真不錯,舉行了全市大動員,還把劣質的鞋、劣質的皮帶、眼鏡什么的在武林廣場上堆了好多,當眾一把火給燒掉了。

 后來朱镕基總理來浙江檢查工作,總是跟我講:“柴松岳,你們浙江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太厲害了!一定要想辦法禁止。”我說我在抓,就把我們開會動員整頓的情況跟他講了,另外我還把我這個皮帶的事情跟他講了。他哈哈大笑,說:“你這個是報應,報應。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騙到你這個管工業的副省長身上了,你才引起重視,我過去跟你講了幾次你還不當回事。”我說:“我還是當回事的,不過這件事情讓我印象太深刻了。”

 后來朱總理走到哪里就把這件事情講到哪里,不過他把這件事情講歪了,當時我是打了個噴嚏才把皮帶繃斷的,他卻說,溫州的假冒偽劣產品到了什么程度,竟然騙到了浙江分管工業的副省長柴松岳的頭上,柴松岳的皮帶用了還不到一個月,他放個屁就把皮帶給繃斷了。大家哈哈大笑,這下子全都知道了。

 后來吳儀同志到浙江來,她說:“柴松岳,镕基同志老說你放了個屁就把溫州的皮帶繃斷了。”我解釋說:“不是放屁繃斷的,是打噴嚏繃斷的,他弄錯了!”吳儀哈哈大笑說:“打噴嚏和放屁都差不多的。”我說:“你回去就跟朱镕基總理講,說柴松岳有意見,要讓他糾偏。”

 吳儀真給朱镕基總理講了,朱總理就說:“糾什么偏,上面出氣,下面出氣,不都是一回事嗎?”這都是笑話啊,我想告訴大家浙江經濟發展是怎么過來的。

 

圖為美國紐約時代廣場,義烏廣告向世界發出“奇跡中國商貿義烏世界小商品之都”的聲音

勞模

 對于民營企業,雖然通過改制,產品質量有很大提高,但是大家對他們的認可還是要有個過程。1999年,評省級勞模,具體工作由省工會負責,報省政府批準。

 那時候我已經是浙江省省長了,等副省長葉榮寶把名單確定好送到我辦公室之后,我拿起來一個個看,想:“怎么民營企業的老總一個都沒有???”我印象中有許多很有名的民營企業老總,像南存輝啊,胡存中啊,還有蕭山的徐冠巨啊。富陽也有一位老總,名字記不得了,只記得那年長江發大水,他企業也不大,把一年大概200多萬元的利潤全部捐獻出來用于救災。

 當時我就簽了意見,我說:“榮寶同志,請你考慮一下,浙江民營經濟占了那么大比例,對國家作出的貢獻,無論是上繳國家的稅金,還是安置社會就業,民營企業都功不可沒。他們為社會、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很大,特別是一批優秀民營企業家。為什么評勞模的時候,沒有一個是民營經濟的代表?今年請你考慮,有代表性的民營企業家要評省級勞模。”葉榮寶就去跟省總工會商量,因為具體工作是省總工會做的。他就把我的批示給省總工會的同志看,說希望有優秀民營企業家的代表,不過數量多少可以考慮,這是政府對他們的鼓舞和認可。

 省總工會的同志說不行,他們說請示過全國總工會,全國都沒有的,所以不能評,主要是對民營企業家的性質有不同意見。多數人認為他們的性質是資本所有者,資本所有者就是資本家,資本家怎么可以評勞模?這是混淆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和道德線。

 

當時我就發火了,我說:“民營企業家是資本家?誰給他們戴的帽子?”中國民營企業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。道理很簡單,中國現在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,民營企業創造的社會財富,特別是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稅金,解決了大量的社會就業問題,這些都是國家現時急需解決的難題,尤其是他們生產的物質財富,客觀上是為共產黨執政服務。歸根到底,他們是為鞏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,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家,他們創造的物質財富,歸根到底是為鞏固資本主義根基服務的,這是根本區別。

 后來我就把這些情況和我的想法向張德江同志匯報,他說:“這不是小事,尤其對浙江來說,是很現實的問題。”德江同志很重視,召開省委書記辦公會議專題討論,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見。就這樣,在浙江出現了民企老板當省級勞模。

 這個問題從理論到實踐,打破了原來的禁區,浙江是全國第一家。后來《人民日報》頭版登出來《浙江省省政府決定評民營企業家勞?!?。報道說,這是柴松岳省長批準的。這下全國轟動了,北京一本雜志說:“沒有想到,一個省委副書記、省長理論水平這么低,把資本家算進勞動者,而且還評了勞模,混淆黑白”,批得我夠嗆。

 當時《人民日報》理論部給我打了個電話,說,“柴松岳同志,知道你承受了很大的壓力,你有什么話要說,我們可以為你申辯。”這使我非常感動!但是我后來想,為這種事情去申辯沒什么意思。

 我打了個電話向他們表示感謝,我說:“我對這些攻擊人的話,不在乎。不做虧心事,不怕鬼敲門。確實我工作也很忙,沒時間、沒精力跟他們玩這一套。”這是1999年上半年的事情,后來到了1999年7月1日,江澤民同志發表“七一”講話,我就“解放”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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